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

时间:2020-03-24 05:28 作者:admin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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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这句话,收于中国小学生人手一册的《新华字典》,作为一个例句,示范了“冒号”的一种常见用法,“用于总括性话语的前面,以总结上文”。

既然用作《新华字典》的示范例句,它就不可能背离中国人的生活经验。 那么为什么这句话曾经道出了普通中国人生活中的天经地义,现在读起来却如同天方夜谭,荒诞不经——这个句子的讲述者,也就是做了售货员的“我”,何以如此很傻很天真呢?

一个原本再普通不过的例句,数十年后被好事者翻出来,读起来如此魔性,归根究底,当然是今日读者所据以生活的社会语境发生了巨变——我们常听说,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跨越的是西方国家数百年走过的长路,这可不是一句轻飘飘的话。

如此黑色幽默的素材,当然逃不过网络段子手的眼睛。有好事者在网上写微小说,对这三位小伙伴的人生境遇,进行了基于合理想象的再创作。人生万变,但“张华”的情节往往不离其宗,自在高考中考上北大后,他的生活就是运交华盖;文章要做在“李萍”或者“我”的身上,往往越魔幻,越狗血,反而显得越合乎情理——无论付出多少的个人奋斗,却经不住历史进程的碾压。而命运的十字路口,回头去看,就是若干年前“我”在畅想“光明的前途”的那个时刻。 在通过高考完成了大分流之后,这三位小伙伴就已经注定了各自不同的人生,所有人生的可能性在那个分流的时刻就已经框定了的。

这个字典中的例句是如此魔幻,就在于它所包含的生活已经完全超出了当下对社会流动和分层的可能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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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沙一世界,细思这句话的今昔之别,我们可以解读出中国社会变迁某种历史图景,也只有在这个历史铸就的语境内,我们才能想清楚,为什么一位美国学者写的他们美国的孩子,却让中国读者感到丝丝入扣,好像是在讲述中国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在这个书满为患的时代,一下子抓住了中国家长的眼球。

我说的这个美国学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帕特南教授,他的这本书,就是《我们的孩子》。

按官方简历来说,1941年出生的他,出任过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的院长、美国政治学协会主席、国家科学院院士;并同政界过从甚密,曾受聘担任美、英、法等国多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资深顾问。学者用作品来说话,他的代表作《使民主运转起来》和《独自打保龄》都已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的经典,影响至为深远——当然也包括了这本英文原书出版于2015年、并在两年后有了中译本的《我们的孩子》。

很多年以后,帕特南教授还记得高中时的那次失败,竞选学生会主席,最终却输给了自己的同班同学,一位名叫“杰西”的黑肤色男生。写作《我们的孩子》时,帕特南有机会同老友重聚,谈笑风生之间仍未忘记这件往事,而这整本书,也就起笔于一个群体的“民族志”——作为生活并成长于其中的一份子,在高中毕业五十多年后,帕特南记录下俄亥俄州克林顿港中学1959届毕业生的人生历程。1959年高中毕业时,“大家同学少年,风华正茂……虽然还对过去的生活眷恋不舍,但我们更对未来的前途信心百倍”,而现在,在动笔成书时,帕特南感慨万分:“半个世纪后,回首过去,我这一届同学活出了精彩的人生故事”。

追寻往事,帕特南难免思绪万千, 他这么一个“小生意人”的儿子,祖上没人踏过大学的门槛,怎么就成为哈佛大学的名教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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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各行各业的“状元”一样,帕特南也曾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为个人的天赋以及后天之努力,《我们的孩子》写到最后一章,他袒露心迹:

我从来都这么认为,我出身于克林顿港的一个平凡家庭,能有今天的成功是来自我的个人奋斗。

而这么一种个人主义的叙事,将一个人此刻的成功归因于此前的努力,正是美国梦的要旨。或者说, 若要给“美国梦”下一个定义,那就是任何人,只要肯努力,就能走向成功,至于那些与生俱来的身份特征,如种族、肤色、性别,至少不会构成成功路上不可逾越的路障。

在此意义上,美国梦讲述的就是社会科学中所谓的“社会流动”: 为什么出生在小商人家庭,却成为了名动天下的大教授?在美国梦的逻辑里,答案只有一个,在乎于此人的努力。

但是,在完成了《我们的孩子》写作之后,帕特南教授说,“ 我知道了自己先前的无知。 ”知道了自己的无知,让帕特南有了发自内心的敬畏:原来,成功不仅要靠个人的奋斗,还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这个“历史进程”,在帕特南的笔下,就是“那个更为社区主义和平等主义的年代”以及“那个时代的家庭、社区和公共机构”,在书稿即将杀青之时,教授终于明白并不吝于承认,他的好运气,原来依附于一段具体的历史进程,脱离了特定的社会结构而空谈个人奋斗,只是心灵鸡汤成功学的路子。

问题于是出现,1959届的中学生可以靠自我奋斗来改变命运,但时过境已迁,“我们”可以做到的,“我们的孩子”却无法做到。对比前后两代人的命运,帕特南有一好比:“ 这就好像曾有一道自动扶梯带着1959届的大多数学生向高处走,但就在我们自己的子女行将踏上之际,这扶梯却戛然而止。 ”没有了这道人生扶梯,社会流动陷入停滞,最终让帕特南做出全书的关键论断:

美国梦已经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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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这半个世纪发生了什么,让美国梦从一代人的生活方式,现如今却梦想破碎了一地,《我们的孩子》整本书就在回答这个问题,也是帕特南自己对自己的答疑解惑。 没有什么吓唬人或忽悠人的高头讲章,帕特南的命题可以一言以蔽之: 基于贫富的阶级隔离越来越森严,由此将“合众国”区分为不可同日而语的两个美国,出生于什么家庭以及出身于哪个阶级,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的未来命运。

当我们的主流社会科学仍视“阶级”分析法为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时,美国最杰出的社会科学家却在研究中身体力行地将“阶级”带回来。看看帕特南的原文吧,教授说的没有半点迟疑:

“ 在当代美国,一道社会藩篱正在成为50年代不可想象的新顽疾:孩子们的阶级出身。 ”

种族和性别这些传统上的身份因素,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但在美国梦走向衰落的现阶段,起决定作用的是“阶级”—— 在全书中,帕特南用父母的经济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来定义孩子的阶级出身。横亘于两个美国之间的,是密不透风的阶级之别。 在田野访谈时,帕特南的另一位黑人女同学把这种隔离表达地一针见血:“你的过去并非我的过去,你的现在甚至也不是我的现在。”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帕特南用托尔斯泰的名句来浇灌自己心中的块垒,“有钱人的幸福总是相似的……但现如今的穷人要不幸的多”。

半个世纪后,上层阶级在美国仍过着幸福的生活,更不要说位于金字塔最顶端的那“1%”,这些生活无国界的资本巨鳄从来没有构成帕特南这本书的分析对象;问题在于,下层阶级却遭遇了生活秩序的全面崩溃。回到帕特南成长时代的克林顿港,想一想他那位名叫“唐”的同学是怎么说的:虽然全家人的晚餐就是“把厨房里所有能吃的东西配上土豆一起油炸”,但“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是个穷孩子”。那么半个世纪后呢?帕特南是这样写的:“今天的穷孩子身处当年的工人阶级子弟想都想不到的恶劣境地”,“穷人家的孩子仿佛在脚踝上绑着千斤巨石,越往上走,越步履艰难”。

帕特南的研究从不故弄玄虚以炫技,永葆一种直抒胸臆的美,正如多年前的《独自打保龄》,封面上,一位中年男子孤单地站在保龄球道前,茕茕孑立,整本书的观点尽收画中:美国人社会关系全面原子化,每个人都成为一个孤岛。《我们的孩子》也是如此,看一看中文版的封面: 虽然同样生活在星条旗下,但在奔向人生成功的跑道上,孩子们却出发于不同的起跑线,决定你是要跑满全程,还是只用半程就可以走向人生巅峰的,是你的阶级出身——说得直白些,你有一个富爸爸,还是穷爸爸。

美国梦之破碎,背后隐藏着一曲悲歌。它所咏叹的,不仅是作为全称而存在的整个社会,阶级分析之纳入,所要追问的就是,在大时代的变革中,谁在被伤害,谁受到剥夺,谁在历史的进程中承受苦难,却发不出声音。就在《我们的孩子》出版后不久,一位从耶鲁法学院毕业的乡下男孩用个人自传的文体,讲述了他的“乡下人的悲歌”,一时间风靡全美,成为现象级的畅销书——如果借用这本书的修辞,那么帕特南所关注的,他所看到正在上演的那出悲剧,就是美国工人阶级及其家庭的悲歌。